【如来藏佛学 • 入道部法典 • 了义大中观6 • 3圣入无分别总持经 • 1三译本 • 3汉译本• 6030103】 

  序言与后记

第三讲  《圣入无分别总持经》之汉译本

第三节 《圣人无分别总持经》之汉译本

据我们所知，《圣入无分别总持经》有两种不同的汉译本流传。

其中一种是敦煌佚名译本，题为《佛说入无分别总持经》《敦煌劫余录》中列为姜23号，原件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 馆【73】。上山大峻等人最初引发了人们对这部佛经之敦煌汉译本的注意，并对其作了初步的研究【74】，提出它当译成于公元八世纪末， 而这位佚名的译师或有可能就是吐蕃著名大译师法成【75】。

另一种 则是宋代著名译师、乌填曩僧人施护的汉译本，题为《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见于大正藏，第15卷，第654号。这两种由不同的译者，于不同的时代完成的译本，不仅语言风格迥异，而且于内容上亦有很大的出入。

比较这两种汉译本，并将它们与同一佛经之藏文译本作比较，不只是为了辨别它们的优劣，而更是为了去讹存真，还佛法以本来面目。

而通过两种汉译本的比较，以及汉译本与藏译本之比较所反映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则复凸显出汉译佛经之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如前所述，于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亦有不少译作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质量极差。

《佛说无分别法门经》的汉译者施护是宋 初最著名的三大译师之一，时称"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 卿传法大师赐紫臣施护【76】，经他之手翻译之经、论，今见于汉文大藏经者多达115种之多，可见他不但曾经显赫于当时，而且亦当有影响于后世。于此，我们不妨先对其来历、生平稍作叙述。

 施护本乃乌填曩国三藏，宋人以为该国属北印度，故称施护为北印度僧。宋初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与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  同来宋京师汴京(今开封)。天息灾、施护以及同时代另一位中天竺僧法天等三人同时获皇上召见，得

"赐紫方袍，并居传法院，赐师号。天息灾明教大师，法天传法大师，施护显教大师。 令先以所将梵本各译一经。" 

"一月新译经成，天息灾上圣佛母经，法天上吉祥持世经，施护上如来庄严经各一卷，诏两街选义学沙门百人，详定经义。时左街僧录神曜等言，译场久废，传译至艰，三师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曜众乃服。"此后，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之译经事业得到了皇室的大力支 持，一切物用，悉出禁中，所译新经，陆续以进。"上如次披览， 谓宰臣曰: 天息灾等妙得翻译之体，诏除天息灾朝散大夫、试光 禄卿，法天、施护朝奉大夫、试鸿胪卿。""咸平三年八月，天息 灾示寂，谥慧辩，敕有司具礼祭葬。次年法贤(即法天)亡，谥 玄觉，礼视慧辩。施护先逝。三师遭逢圣世，首隆译场，续狮弦 之响，发空谷之音，阐宣之功，无添前哲矣。"【76】

勿庸置疑，宋初天息灾、施护、法天等西天译师的出现曾为 废置已久之汉地佛教传译事业的复兴带来过一线希望。众所周 知，中国之佛经翻译至盛唐时的玄奘已臻顶峰，唐后期及唐以后 百五十年间，佛经翻译已趋停顿。宋初来华梵僧的努力，宋帝室的大力支持，实际上并没有再造佛教译事之辉煌。

当时译经院之排场与声势实在不同凡响，据称

"译经仪式，于东堂面西粉布圣 坛，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 名字轮，目日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设香华灯水淆果之 供。礼拜绕旋，祈请冥佑，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 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 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 华字，犹是梵音。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 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 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 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 给。"【77】

然而事与愿违，如此宏大的排场与表面上看来认真、细致到无可挑剔的译经程序并没有产生出很多高质量的汉译佛经，相反留下了不少不知所云、令人读来如堕云雾之中的天书。

施护所译《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或即可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不妨先从《圣入无分别总持经》中挑出一段，将根据藏文译本所作之新译与两种汉译本中的相应段落并列于下，以供比较。

【新译]:  

彼若能遍遣除彼等[异对治之相】，则于有余真实所作分别诸相，以变作显现之理遍起、现前。 彼亦所谓于空性起伺察分别之相、于真如起伺察  分别之相、于实际起伺察分别之相、于无相、胜  义及法界起伺察分别之相;是亦可谓于我之性相  起伺察【分别之相]、于功德起伺察[分别之相】、 于藏起伺察【分别之相】。于彼真如起伺察分别之  相者亦不作意故，能遍除遣。

【敦煌】:   

彼能偏遣彼想之时，有余真实之想现前而行。彼亦所谓分别空想、于真如起分别想、实际、无  想、胜义、法界中而起分别之想。所谓或我想、 或功德、或坚实之想。于真实中而起如是分别之  实，彼亦由不作意无念故，遍能除遣。

【施护】:   

是故应知空无色无分别相，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无色无分别相。何以故，谓自性无色、 功用无色、真实无色。是故应于无色、无分别相 不异性观不作意离。若别异作意离者，即于无  色、无分别相后有所得。如是乃为有所行，即不  能得现前无碍相应。

比较这三种译文，无疑

藏译文是最完整、正确、易于理解的一种;

敦煌汉译本亦可称简明、正确，与藏译文之主要区别在于略去了"以变作显现之理"这一重要概念;

而施护汉译文与前二者区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不仅有增有删，而且词不达意。 若没有前二者作对照，读者恐怕很难读通、读懂这段经文，更不用说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了。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仅见于这一段落，事实上，施护的这部译文通篇皆是如此。

汉译佛经译文中出现如此众多的问题的原因，归根到底恐怕要归咎于参与译事者，特别是主译者之语文知识的严重不足。

按前引其翻译程序的描述，第一译主的任务仅是"宣传梵文"   故他无须真懂汉语文，而事实上施护本人亦十有八九不通汉语文。而参与译事之汉僧对梵语文的精通程度则更是值得怀疑。

唐宋间百余年间译道寂然，一下子哪来那么多懂梵语文的汉僧可参与如此复杂的佛经翻译工作?所以译经院建成、译场开设之后，天息灾等即向上建言:

 "历朝翻译，并借梵僧，若遐阻不来，则译经废绝。欲令两街选童子五十人习学梵字。诏令高品王文寿选惟净等十人引见便殿，诏送译经院受学。惟净者，江南李 煜之侄，口受梵章，即晓其义。岁余度为僧，升梵学笔受，赐紫  衣光梵大师。"【78】

或许惟净确是个少有的语言天才，故学梵字岁  余即可升为"梵学笔受"，然当时肯定亦有不少滥竽充数者。再 说从第一译主宣传梵文到第五梵学笔受之间已经辗转多道，中间若一道有错，则势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其后缀文、参译、刊定、润色等各道工序亦就只能以讹传讹，若试作更改，则势 必出现增删，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 根据施护所译《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这一部经典的缺失，就全盘否定施护翻译的全部115部经、论。对其所译经、论之校 勘、订正肯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施护所译莲花戒所造《广释菩提心论》四卷【79】，内容与《圣人无分别总持经》相关，而其藏文译本题为《修习次第》(sGom pa'i  rim pa)，分初、中、后三篇，乃吐蕃大译师智军等译【80】。对汉、 藏两种译本稍作比较，则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同样很大。 戴密微先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施护的"译文非常拙劣，非常晦涩难懂"【81】。幸运的是，《修习次第》之梵文原本至今犹存【82】，是故若将梵文原本与智军的藏译、施护的汉译进行比较研究，则 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对汉、藏文大藏经作比较研究的尝试于中国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时流亡于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 (A. Stae1-Holstein，1877-1937)于北京建立汉印研究所Sino- ndian  Research  Institute)，率先倡议对梵、汉、藏文大藏经作校勘研究，并得到了梁启超、胡适等名流学者的鼎力相助。

19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版本合刊本》【83】一书。

193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国立清华大学合作出版了他的《藏汉译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合刊本》【84】。

而与其同时代的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亦早已有志于利用藏文大藏经来校勘、订正汉文大藏经。

1923年，当陈寅恪先生客居德国学习藏文时，曾于其家书中说道: 

"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散，及小乘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 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  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解，其余望文生义，不足道也。"【85】

二年后，当其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时，陈寅恪先生正在德国催促其妹于国内设法筹款以购买全套藏文大藏经，故一再推迟归国行期。最终还是因为筹不到足够的款项而不得不带着遗憾归国履清华国学导师职。

中国的首部藏文大藏经现代影印版或当是钢和泰先生于胡适的帮助之下，从美国辗转购得。陈寅恪先生回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坚持每星期一次与钢和泰先生一起研读梵、汉、藏文版的《大宝积经》。

遗憾的是，陈寅恪先生后于南迁避乱时，丢失了其多年收藏的很大一部分藏书、笔记，故不得不放弃这项校勘藏经的宏大志向，除了一些短篇的序跋类文章外【87】，不曾留下任何校勘佛经之著作。

钢和泰先生亦于三十年代英年早逝，再未有其他同类作品问世。而他当年于北京的弟子之一、后留学法国的林藜光先生(1902-1945) 则继承其遗志，奋发有为，曾于法国先后出版了汉、藏对照，复附法文新译之《诸法集要经》等多部重要佛经的汉、藏校勘本， 迄今仍然受到西方佛学学者的普遍重视【88】。

据说林藜光先生最后竟于二战时期饿死于法都巴黎，笔者曾于钢和泰先生之遗物中读到一封林先生给钢和泰先生的信，信中年轻的林先生痛陈国内时运不济、令其壮志难酬之苦闷，敦促钢和泰先生尽快把他送往法都深造，以一伸忧郁，大展宏图，其殷殷之情，令人感动。读罢， 复联想其最终客死异乡的悲惨命运，不禁悲从中来，泪湿前襟。

同样令人扼腕的是，于林藜光先生之后半个多世纪内，即使于学术不断振兴，特别是西藏学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中国学术界内依然鲜有继续其未竟之事业者，倒让日本学者在这个领域内走在了我们的前面【89】。

希望本书能作引玉之砖，再度引起中国学人对汉、藏佛经校勘事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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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若依宁玛派的大圆满见，则当以"一切种智之一切分别悉无分别，是谓无分 别界"为究竞说。此义为根本智与后得智双运。

【72】我们同样亦可以藏译《心经》的各种不同的刊本为例说明之。如此著名、简 短的一部《心经》现虽有十余种不同刊本存世，然而各种刊本之间的歧异之 处不胜枚举。详见Jonathan A。 Silk，The Heart Sutra in Tiberan，ACrirical  Edition of the wo Recentions contained in the Kanjur，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Heft 34。 Wien: Arbeitskreis fue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aet Wien，1994。

【73】见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76。

【74】参见上山大峻、Eastman、Broughton等上揭文，该文中照录了这部佛经，并 作了标点。其中不少标点尚可商榷，我们于后文对勘时所录该译本原文，则 参照藏译与前后语境作了重新标点。

【75】 上山大峻、Eastman、Broughton等上揭文，页32-35，38;有关法成，则参daitoku sanzo hoshi shamon Hojo no kenkyu")，收《东方学报》 38(1967)，页133-198;同刊，39(1968)，页119-222。亦见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第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之人与事迹，页84-246;王尧，《吐蕃文化》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116-118。

【78】《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三，页398。

【79】 见于大正"三十二，no。1664，页563-572。

【80】见于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第5310，5311，5312号，页21-41。

【81】语见《吐蕃僧诤记》，取异汉译本，页403。有关《修习次第》的研究亦见御 牧克己，《顿悟与渐悟 —— 莲花戒的<修习次第>》

【82 】见Tucci上揭书，页187-229。

【83 】Alexander Freiher von Stael-Holstein，The Kacyapaparivarta，A Mahayanasitra of he Ranakuta Class，edited in the original，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26。

【84】 Baron A。von Stael-Holstein，A Commentary to the Kacyapaparivarta，A Mahayanatra ofthe Raunakata Class，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26。

【85】<与妹书)，收《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下册。

【86】晚近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的钢和泰先生书信与个人档案中，见有多封钢和泰、胡适、陈寅恪之间关于购买、验收这部藏文大藏经的通信。

【87】如<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敦煌本唐蕃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75-177。

【88】Lin Li-kouang，In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Dharma-Samuccaya) L'aide memoire de la vraie Loi(Saddharma-Smryupasthana-Sutra)。Recherche sur un Sutra developpe du PettiVehicule，Paris: A Maisonneuve，1949;Lin Li- kouang，Dharma-Samuccaya。Compendium de la Loi。lere partie。Recueil de stances exraites du Saddharma-smrty-upsthana-sutra par Avalokitasimha， Chap I-V，texte sanskrit edite avec la version tibetaine et les versions chinoises et traduit en francais，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1946，3 vols。Lin Li-kouang，A Barean， P。Demieile and J。W。de Jong，Dharmasamuccaya:  Compendium de la Loi，pts  1-2，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46-69;pt。3，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73。

【89】少数几个例外有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举要>一文中对《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金刚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佛说阿弥陀经》等之对勘，见王尧， 《藏学零墨》高雄: 佛光出版社，1992年，页168-26;林纯瑜。

《龙藏·维摩诘所说经考》，台北: 法鼓文化，2001年。日本学者所作此类作 品甚多，此不可能一一列举。其中著名的有寺本婉雅，<藏汉般若心经对照和 译>收《无尽灯》15、8: 2-12，京都，1911;桥本光宝，<梵藏蒙汉四译对 照广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收《大正大学学报》9(1933年2月): 1-7，13   (1932年10月): 1-13;中村瑞隆，《藏和对译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东京: 铃木学术财团，1967年。